陳凱歌新作《道士下山》將于今年公映

　　63歲的電影導演陳凱歌承認，自己已經找不到33歲拍攝《黃土地》時的那種創作沖動了。從1983年到2015年，陳凱歌已經踏入電影行業32年。在這32年中，他的人生幾經沉浮，其中既有《黃土地》《孩子王》不被觀眾理解時的孤獨苦悶，也有《霸王別姬》斬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時的意氣風發；既有因《無極》慘遭網友惡搞后的狂怒失態，也有憑《梅蘭芳》《搜索》重新得到大眾認可的喜悅。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文藝組討論會上，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陳凱歌回憶了自己電影生涯的起點，他渴望能夠重新成為33歲的自己，再拍攝出一部鋒芒畢露的電影來。

　　“只有被置于孤獨之中，藝術家才能創造出好作品。”32年前的那次陜西之行，讓陳凱歌領悟了這樣一條真理。那一年，導演陳凱歌帶著一個不到40人的攝制團隊、35萬元人民幣以及一輛面包車和一輛小轎車，來到陜北黃陵縣的農村。一年之后，這幫年輕人創作出了一部改變中國電影史的影片。“那是計劃經濟的時代，沒有人告訴你拍電影能掙多少錢，也沒有人在意拍電影能掙多少錢，但我們獲得的感動，卻一輩子難以忘記。”陳凱歌說。

　　初到黃陵縣，天已擦黑，但陳凱歌和他的伙伴們還是馬不停蹄地趕往黃帝陵——縣城管轄范圍內最為知名的地方。到了黃帝陵，車還沒停，陳凱歌就嗅到了一股清香。下車一看，竟是滿地的柏樹葉子。陳凱歌極為不解，拉住擦身而過的一位老鄉問：“黃土高原不是缺柴么？為什么沒人燒柏樹葉子？”老鄉用一口延安方言答道：“不敢動，這是黃帝的地方，不敢動。”陳凱歌愣住了，半晌才悟透這話的意思。前行幾步，陳凱歌看到了一塊破舊的石碑，上書：“文武官員至此下馬。”又是呆愣片刻后，全劇組的人竟都不由自主地跪下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當你看到這塊石碑時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陳凱歌記憶猶新地回憶道：“一種神圣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正是這種敬畏感，催生了電影《黃土地》。“黃陵縣的天氣很冷，但我們卻感覺自己靠近了一個十分溫暖的地方——并不只因為這里是革命圣地，更因為這里是中華民族的根源。”夜夜奔流的黃河浪濤聲，令躺在破舊小屋里的陳凱歌開始思考，自己的精神歸宿究竟是什么。有人問陳凱歌，他是如何將散文《深谷回聲》拍成《黃土地》的？陳凱歌的回答是：“當我們看見在霧氣騰騰的黃河岸邊，一位老人一邊唱著民歌一邊挑著水走時，《黃土地》就自然而然地誕生了。”

　　如今的陳凱歌已功成名就，黃陵縣的黃河奔流和安塞腰鼓也早已遠離了他。“我再也不可能以那樣的方式生活了，所以也就再也拍不出《黃土地》那樣的電影了。”陳凱歌說，“我沒有理由去抱怨，而是必須接受這個現實，并找到重新出發的可能性。”紛繁復雜的電影市場令陳凱歌感到困惑，他發現捕捉觀眾的需求愈發困難，在經歷過《無極》的失敗之后，他索性不再去捕捉。“當大多數觀眾走進電影院的第一目的是找樂子時，我就要捫心自問：作為電影導演，我是否還能拍出一部有價值的電影？”

　　敢于不與市場妥協的電影人，必須要具備足夠的勇氣。陳凱歌說自己很向往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在那個年代，“每個男人都認為自己是武士，無論王侯將相還是販夫走卒，都可以成為一個大勇之人，都能做出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來。”在創作《搜索》和《道士下山》時，陳凱歌苦心竭力思考的不再是市場和觀眾，而是電影的本質，這個過程令他重新找回了拍電影的樂趣。他漸漸懂得，電影的風格可以變，故事人物可以變，但自己對于電影的那份初心不能變。“只有找回對電影的愛，我才能明白自己究竟是誰。”

　　一年前開機的《道士下山》之所以遲遲未能公映，也正是因為陳凱歌對于電影的愛。“灌注了創作者精神靈魂的作品不可能三五天就完成，它必定會經歷一個不斷自我否定的痛苦創作過程。”陳凱歌在云南生活時，曾親眼目睹一位民間老藝人在雕刻時，雙眼盯著竹筒4個小時久久不肯動刀；多年之后，他又在梵蒂岡圣彼得大教堂里，看到一位修女在圣像前跪了足足4個小時。這兩件看似互不相干的事，影響了陳凱歌的一生。“它們其實是同一件事。你必須要有一顆虔誠的心，必須懂得敬畏，才能做好一份工作。”陳凱歌說，“如果你真心熱愛電影，根本不需要人家告訴你此事可為、彼事不可為。在一個浮躁的年代里，別的事情你可能控制不了，但你至少可以控制自己。”（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