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來的十年，在中國歷史的時序中只是一個細微的刻度，但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進程中卻是一個銘刻很深的關節點。

　　從很多人的感受上來講，面對這十年變動給自己社會生活帶來的沖擊，往往感受各異。這種個體化感受，未必能真實指稱這個時代的表征，但卻從一個側面深刻折射了這十年變動的幅度之大。

　　在這個變動的時代，我們誰也不能超然物外。非典疫情、汶川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國際金融危機，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蛟龍入海、神九上天……這十年間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大事、喜事、難事，莫不在社會公眾心中打上深深烙印，激蕩和淬煉著人們的心智與認知。

　　與這種顯性的變動相比，隱性的變動所產生的變化，一時或微，歷久則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思想轉化、文化轉變，回望十年前，多有滄桑。有人用新一輪“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定位這十年的變動，但是如果我們把坐標建基于“現代化轉型”，那么這十年的變動更顯其承前啟后的帶有戰略性的清晰定位。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是在被迫中斷自身歷史發展進程中開啟的。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的這種被動轉型經歷了無數次嘗試和失敗，又在前人的經驗和教訓中有所前行。然而，這種被動的因應所帶來的沖擊，凸顯出心理準備、理論準備、社會準備不足的諸多問題，難免在跌跌撞撞中前進，又陷入夢想與迷茫的雙重焦慮。

　　而在歷史進入20世紀，中國“現代化轉型”相繼經歷辛亥革命終結兩千多年帝制、新民主主義革命締造新中國等重大轉折后，在歷史新時期開啟了全新的自主性轉型。改革開放由此奠定“現代化轉型”中的歷史地位，它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這種自主性。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起時，這種自主性難免需要在“摸著石頭過河”、“殺出一條血路”的探索中開拓前路。那么，在進入新世紀后，改革開放20余年一路的探索與開辟，已然為當代中國前行奠定了堅實的心理基礎、理論基礎、社會基礎。正是在此基礎上，十年中國所繼續的“現代化轉型”，其自主與應對已今非昔比，日益凸顯其前瞻性、科學性、規律性。

　　而這十年的“現代化轉型”，所面對和需要回答的時代問題，則顯然是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其他國家提供的現成答案也顯然是不適用的。

　　這個時代問題，首先就是，在中國重回世界舞臺中央后，如何面對鮮花與磚頭的齊飛，如何經得住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秩序調整后的劇烈顛簸？其次則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新階段，如何添續自身的前進動力，如何在自我消化發展起來的矛盾問題中實現自身的平穩前行？其三則是，如何為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先期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從這個角度來觀照十年中國的劇烈變動，來評價黨的自主應對，來衡量我們的所得所失，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看法，但十年中國終究是稱得上不容易、了不起的。

　　就在這十年間，中國城鎮化率由40%升至51.27%，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結構實現歷史性轉型，盡管城鎮化品質還有待提升，但中國畢竟開始從鄉村型社會邁入城市型社會；中國建起了基本覆蓋13億人口的社會保障網，盡管這種保障還只是“基本”，但政府職能開始實現了向公共與民生的全面轉變；中國實現經濟總量、居民收入的歷史性躍升，盡管經濟發展質量需要提升、收入差距亟待縮小，但畢竟中國的“重量級”已經與十年前不在一個層次……

　　更不容易的則在于，這一“現代化轉型”中的關鍵階段，中國沒有像其他先行國家一樣向外輸出矛盾和問題，而是全部自己消化；中國用自己的智慧實現創造，用中國式的處世之道消解“文明沖突”；在面臨內外各方面的壓力、風險、挑戰的情況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做好準備，又在總體上保持了平穩前行的態勢。

　　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大，將為這一關鍵階段的“現代化轉型”指明方向。一旦我們在這個關鍵階段實現了華麗轉身，中國前行的路將會變得更寬闊，中國更將擁有經得起風浪的沉著、避得過暗礁的本領。（陳家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