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是慈善的生命線，透明也是偽慈善的掘墓人。日前，媒體曝光了深圳阮女士一家每年向江西某貧困生捐款400元變40元的事情，從而再度引發人們對于慈善，尤其是對官辦慈善的不信任，對截留者的極大憤慨。

　　據悉，20年前阮女士的母親參加了深圳和井岡山地區“手拉手”助學活動，在聽說每年捐400元就可以讓一位貧困生免于失學的遭遇后，連續六年向社區提供的地址匯去了400元。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位陳姓的貧困生第一次收到的款額是20元，此后每年獲得的捐款為40元。這一截留捐款的行為直到最近因為雙方見面聊起，才被阮女士一家獲知。事情曝光之后，經過江西當地媒體的核實，已經確認每年400元的捐款縮水為40元的事實無誤。

　　抽象地來看，這當然是一起個案。不管截留90%的捐款的行為有多么惡劣，卻并不能因此指責整個慈善界的混亂。但如果考慮到中國慈善剛剛經歷了過去兩年巨大的公信力滑坡，目前尚處于元氣不復的狀態，那么這一起小小的，甚至是過去了十幾二十年的丑聞，對于官辦慈善的信任沖擊依舊不能小視。

　　在不信任的基礎上，公眾對于“小丑聞”也會變得愈發不能忍受，甚至會放大事件的惡劣程度，這一點從媒體報道的用詞和微博上網民的反應就可以得到印證。更何況，除了郭美美、盧美美這樣的重大慈善丑聞，在中國的社會里歷來不乏各色慈善丑聞。

　　從官員到老師，每一個經手人都可以成為其中的截留者。這其中，所有人都明白截留善款是錯誤的，但需要區分的是，有人是明知沒監督才鉆了空子，而有人則缺乏監督的概念，認為“上面”來的錢自然可以由自己統一調配。前者以捐款的組織者、官員居多，后者則常常以校長老師為主。

　　不管是哪一種情形，其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支撐其行為。但對于步履蹣跚的中國慈善而言，要挽留和積攢慈善的公信力，重塑一套新的監督模式幾乎是唯一的出路。具體而言，留住信息化時代公眾的信任，最重要的就是去迎合信息化本身，即通過及時公布捐助過程中的信息，來獲取關注者的信任。正所謂公開是監督的前提，沒有信息公開就沒有監督的可能。

　　400元捐款變成40元，這一起丑聞的不斷擴散和發酵已經成為一個既定事實。盡管事件并非發生在最近，但信息化所揭開的慈善黑幕，還是讓中國慈善業不得不繼續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債務。歷史當然不能一筆勾銷，對于中國慈善界而言，如何妥善地面對每一起過往的丑聞，如何盡職于當下的每一筆捐款，最終關乎的是中國社會的正能量能否實現厚積薄發、峰回路轉。（南方都市報社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