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東入駐工商部門的消息在媒體上報道后，圍繞事件出現了諸多發人深省的討論，如工商行政執法權是否獨立？涉事的公職人員是否違規或違法？工商部門選擇個別商家進駐依據何在？相關執法程序的流程界限是否明晰？舉報人作為證據的交易信息獲取方式是否合法？在眾多的思考中，行政權力在程序上的管理與控制，可以說是解決以上諸多疑問的密鑰。

　　在新型的國家治理體系中，治理能力的提高成為各級政府部門的核心工作。從一元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轉向多元化的綜合治理模式，也是當下中國社會管理改革的趨勢。互聯網企業的出現，的確對政府的行政權力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一行政程序管控既包括有效保障社會運行的社會治理，更包括對公權力的程序制約。

　　筆者認為，入駐事件涉及三個層次的行政程序管控問題：第一，工商管理部門是否應將調解納入行使行政權力的前置范疇？目前消費者維權投訴有四個渠道——消協作為社會團體以調查、調解工作為主，工商機關行使行政權力，法院行使司法審判權力，仲裁則以合同仲裁條款的約定為先。當消費者尋求行政權救濟時，是希望達成行政權力干預下的問題解決。尤其是對于問題頻出的企業，行政權力的核心功能是糾正經營者的不良商業行為。此時，工商管理部門與不良企業是“貓鼠”關系，豈能同在一個屋檐下其樂融融？第二，執行層面的程序性問題。如該類駐場行為是否經過嚴格的程序論證？駐場商家的資格是否提前設定有統一的標準？駐場商家的選入是否有公開的信息披露程序？事實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消費爭議快速解決通道管理規定》已經為消費者建立了協商和解的重要平臺，該規定明確表示，綠色通道成員單位需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解決消費糾紛的工作場所，在經營場所顯著位置公示聯絡員的姓名、職務等信息。但該規定未涉及企業聯絡員駐場工商機構的事宜。第三，如果前兩個層次問題已經解決，則需要在程序設計中控制公共執法權與商事私權之間的界限。《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要求，工商機關通過投訴等途徑發現、查處違法行為，一般情況下，應當自收到投訴、舉報等材料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予以核查，并決定是否立案。在獲得舉報材料后，工商管理部門首先應向投訴人、舉報人了解情況，不予立案的書面記錄需留存。工商管理部門對于不予立案的投訴需經由負責人簽字，由辦案機構將結果告知具名的投訴人、舉報人。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前述相關工作均需公職人員履職完成。該事件中，是否是公職人員獲取信息后直接交付被舉報人需予以明確。

　　在當下的互聯網時代，投訴處理如仍沿襲傳統方式，則工商機關的有限人力的確無法完成相應工作量。工商機關與商家聯合開展工作，雖然可以提高辦事效率，但一定要厘清法律的界限。通過互聯網平臺的程序管控，聯系各主體，切割線下實體性聯絡，既能提高行政效率，也能使行政權力得以有效控制，從而避免公器私用現象的出現。期待相關部門能夠予以足夠的重視。（萬蓉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