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死亡，我從小就有一種莫名的恐懼。8歲那年，四伯去世，看著黑漆漆的棺木和環繞四周的白色花圈，盡管身邊人來人往，心里也怕得要命。夜幕降臨，我躲進鄰居家的小閣樓藏了起來，吃晚飯了，聽見媽媽在外面焦急地呼喚，我也不敢答應。

　　這是我第一次面對親人的死亡。

　　2009年，疼愛我的外婆也走了。外婆走時，我就在她的身邊，卻并不害怕。我以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已經克服了對于死亡的恐懼。可是，幾天后，當棺蓋重啟，親人們要圍攏過去看逝者最后一眼時，我卻緊緊閉上了眼睛。

　　生老病死乃自然規律。人們對“生”歡呼雀躍，對“老、病、死”則是排斥、抗拒、畏懼。缺少生命教育，對死亡諱莫如深，這在我國既是傳統也是現狀。然而，死亡的話題可以回避，生命的終點卻總會到來。對于臨終病人而言，他們究竟需要怎樣的關懷？

　　緊鄰北京市朝陽區管莊村，京通快速路北，有一家創建于1987年的臨終關懷醫院——松堂關懷醫院，其病患七成以上是被各大醫院“判了死刑”的臨終病人。來到松堂以后，這些病人延長了幾個月甚至幾年生存期的，不在少數。松堂醫院每個病人平均每月4000多元的住院費用中，醫療費用僅占20%左右。“醫”不再是主要手段，病人的生命卻得以延長，為何？

　　11月18日，我來到松堂醫院。醫院面向京通快速路的大門一側，垂柳依依，綠樹掩映。走進去，亭臺樓閣，環境幽雅。主樓西面圍墻上，白底金字，醒目地寫著：“我們要活120歲”。掀開門簾，走進主樓，先是一塊巨大石雕，上刻慈眉善目的壽星公；繞過石雕，進到廳內，多幅老人和志愿者的笑臉照片，貼在墻上。一旁的活動室里，十多位病人坐著輪椅，繞成一圈，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正在中間唱歌。

　　沒有想象中的絕望與壓抑，一切都那么平常而自然，我忐忑了一路的心，終于放了下來。行政護士長董偉迎了過來，這個1982年出生的姑娘，已在松堂工作了16年。“我去年統計過，經我送走的病人有8000多位。”見過了太多的生生死死，董偉說，她并未因此而麻木，卻更懂得珍惜眼下的生活。

　　作為北京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松堂對病人主要采取姑息治療方式，幫助他們緩解身體的不適與痛苦，極少采用插管、氣切等有創方式。“幾年前，有個病人，兒女跪下來求我們，一定要救救他們的爸爸。于是，我們做了插管和氣管切開。病人很痛苦，堅持了大約半天時間，還是走了。”董偉說，病人子女事后很后悔，認為與其讓父親那么痛苦地離開，不如讓他走得相對舒適些。

　　“其實，對于臨終病人而言，‘病’不應是關注的重點，‘人’才是。而關愛一個人，最重要是關愛他的心。”董偉說。除了專業的醫療和護理團隊，松堂的每一名員工，從院長到醫生護士再到護理員，都在充當心理醫生的角色。

　　這家醫院還啟動了為病人“圓夢”計劃，“大到舉辦一場婚禮、一次演唱會，小到一件紅棉襖、一臺收音機，很多病人去世之前，心愿得償，走得安心。”董偉告訴我，在松堂，那些愛管事、愛操心的病人，都有“職務”，“有‘廳長’‘組長’等，目的是讓他們感到受尊重，獲得存在的價值感。”

　　董偉說，對于那些意識已不甚清晰的病人，“則以激發病人的正面情緒、消除其負面情緒為原則。這時候，醫護人員就像演員，病人希望你是什么角色，你就是什么角色。”

　　有一位老人，一住進松堂醫院，就把院長李偉錯認成她的初戀，李偉也不解釋，只是順著她，哄她開心。老人的子女對母親的狀態非常滿意，覺得老人住進松堂以后“成天樂呵呵的，很幸福”。

　　志愿者是松堂醫院另一群心理醫生。張奶奶18歲時摔傷，已經臥床57年，來松堂也有9年了。在這里，她最喜歡見的就是志愿者，“聽他們講外面的事情，講他們家鄉的風土人情，就好像我也到了那兒一樣。”

　　松堂也見證著人們對于臨終關懷事業的觀念變遷。松堂創建29年來，搬過7次家。1992年的那次搬家，被人視為“死人醫院，晦氣！”從而遇到阻撓，導致病人露宿街頭，無奈搬回原址。2003年的最新一次搬家，得到數百名志愿者、熱心市民、出租車司機和急救中心、公安等各方面幫助。如今，大中專學校、社會團體、知名人士在松堂資助建立了200多個愛心病房。

　　初冬的北京，落葉飄零。松堂一日，五味雜陳。從來不曾如此直面死亡問題，如此深入思考臨終關懷的需要。“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詩翁泰戈爾告訴人們，生命的歷程要平靜而自然。然而，平靜與自然，并非意味著我們無所作為、被動接受，恰恰相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社會、個人都還有很多的事要做，很長的路要走。正如李偉所希望的那樣，各方共同努力，為臨終病人構建一個“社會子宮”，像母親孕育新生命般，給即將逝去的生命以最后的溫暖呵護。（楊 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