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年輕人有能力有意愿追求更高遠的夢想，矢志投身科研、理論工作，才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插上翅膀

　　前不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項測試結果顯示，中國“期望進入科學相關行業從業的學生比例”為16.8%，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而此前二三十年時間里，中國學生遠比歐美學生更熱愛從事科學技術工作。與“想做老板”“愛當網紅”的意愿相比，曾經激勵一代人的“科學家夢”悄然褪色，讓我們重新思考夢想的意義。

　　觀察如今的職業意愿，顯性的利益、速成的途徑似乎更引人關注，而隱性的價值、堅持的成長略顯尷尬。剛剛榮獲中央美院“哲匠獎”的范景中教授坦言，人文學科“學者的經濟壓力大”，盡管人文學科不像理工科那樣直接創造社會財富，但人文學科“制造一種空氣，看不見摸不著地影響著社會”，因此他呼吁“優秀年輕學者的年薪應該在30萬元左右”，才能保證安心從事研究，不為生計所困。

　　兩個例子的背后，折射著一種夢想焦慮：科研或者說學術這種“要走萬里路”的職業，不再是年輕人最向往的追求，理論和思想的價值也在不同程度地“貶值”。那么，究竟是什么促動著這樣的變化？

　　應該說，這首先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今天，我們隨便到中小學的班級去問“你長大了想干什么”？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眾口一詞的“我們愛科學”不同，回答常常是五花八門：“我想做一名老師”“我想做宇航員”“我想做一名記者”……隨著社會發展的多元多樣，隨著人生出彩的機會越來越多，孩子們的理想也越來越豐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再是屈指可數的幾條勵志格言之一。

　　另一方面，從國際經驗看，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們的擇業取向的確有著從偏愛理工科向理工、人文均衡發展的趨勢。在不少發達國家，想當工程技術人員的孩子日漸減少，而愿意從事金融、會計、法律、經濟等職業的人逐漸增多。這幾乎是一種共同的規律。

　　如果說這樣的變化不足為意，那么需要重視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也的確有一部分年輕人的擇業觀念正走向功利化、庸俗化。青年群體的觀念之變，很大程度上源于環境的變化。毋庸諱言，有的家長認為不做公務員就是不務正業，不早挖“第一桶金”就是庸碌無為；有的高校教師用社會叢林法則替代知識的講授，甚至說出“畢業后如果你賺不到4000萬，就別來看我”的雷人之語；有的大學一味追求就業率，大量縮減基礎性學科課程……流風所及，成長于其中的年輕人很難不受到影響。

　　鼓勵獻身科研、探索真理的價值觀，并不是苛求每一位年輕人都投身學術、從事基礎研究，而是倡導刻苦鉆研、寂寞堅守、努力奮斗的精神。如果失去這些特質，青年人在追求夢想的其他道路上，一樣不會成功；如果陷入“金錢就是力量”“地位才是王道”的執念，只會讓思考淺薄，令生活浮躁，消解著更具價值的選擇。因此，重筑科學夢想，激發學術能量，不僅要在教育層面改變思路，更要對功利化的社會風氣保持警醒。調校乃至重塑走偏的價值，無疑是打開科研大門、觸發理論創新的鑰匙。

　　然而僅靠“情懷”去紓解科研學術的夢想焦慮，是不現實的。科學試驗、理論思考向來是“持久戰”，科研人員在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同時，也離不開必要的物質條件作為支撐。如果“攢稿費啥時能買房”的無奈長期存在，持之以恒的研究的確難以很好地開展。去年11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就不失為正視現實、增強激勵的有益嘗試。

　　社會的進步，少不了多元化的職業選擇。但科學發展、理論創新，依然是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根本動力。在這一點上，看看牛頓、康德對西方文明的塑造，再反觀孔子、老子對中華文明的奠基，就不難得出結論。“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讓年輕人有能力有意愿追求更高遠的夢想，矢志投身科研、理論工作，才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插上翅膀。（彭 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