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策杠桿撬動“網紅經濟”，以法治堤岸護佑“網紅”文化，應成為管理者對待“網紅”的基本態度

　　從“papi醬”融資的大起大落，到微博“超級紅人節”盛典舉行，再到直播平臺成為投資者爭相搶占的行業風口，“網紅”成為2016年的關鍵詞，恐怕沒有太大爭議。作為標識時代特征的獨特文化現象，“網紅”不經意間已經滲透到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

　　互聯網時代，擁有“社交紅人體質”的個體可以瞬間走紅，“網紅”現象的物質性基礎，正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技術進步。回望20世紀以來以影視為代表的現代文化娛樂業，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壟斷性和排他性等特征，熒幕明星可以成為一個時期乃至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而普通人則幾乎沒有任何可能像明星那樣獲得巨大的關注度。“網紅”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局面。“任何人都能做15分鐘的世界名人”，只要有一個智能手機，就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向網絡觀眾展示自己，這在過去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網紅”們通過自身在社交媒體上的口碑、創造力和影響力吸引大量粉絲和流量，其中的商業價值不可低估，對社會消費需求和文藝生態的顛覆性影響更是不容小覷。過去，大眾消費需求主要體現在生存性、物質化的需求，如今則更多擴散到文化、娛樂、教育、健康等一系列精神性領域。對應到文化娛樂領域，普通人通過自身努力成為“網紅”，大眾集體消費“網紅”，正是新一波社會消費結構升級的一個體現。

　　早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就已指出，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文藝乃至社會文化面臨著重大變革。今天的“網紅”是網絡技術催生出的網絡新社群，雖然呈現出強烈的草根化、非主流化特點，但“網紅”短時間內積聚的巨量人群，恰恰是文藝需要去服務的。同理，對“網紅”而言，抓好網絡文藝創作生產，加強自身導向和質量把控，才能長久地贏得未來。

　　有人估計，2016年網絡紅人產業產值接近58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額甚至超過2015年電影票房450多億元的總額。過多的熱錢流入、過度的媒體炒作，加之現階段“網紅”初期所固有的快速迭代屬性，“網紅”領域呈現出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行業現狀。一些踐踏公序良俗、以審丑為特點的“網紅”需要加以清理整頓，尋求感官刺激、挑戰道德底線不應成為成名機會或者商業契機。同時，“網紅”這一世界范圍內都屬新生事物的特有現象，給網絡文化監管與治理提出了挑戰。在進行內容監管把關的同時，必要的政策支持應成為重點，原有網絡文化的監督和網絡空間治理的制度安排應及時跟進調整。以政策杠桿撬動“網紅經濟”，以法治堤岸護佑“網紅”文化，應成為管理者對待“網紅”的基本態度。

　　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網紅”帶來的沖擊已經遍及內容生產、商業模式、文學藝術、大眾消費等多個方面。我們對于“網紅”的現有認識，遠遠滯后于其現實演進速度和程度。認知“網紅”，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拿出更為包容、開闊、全局的視野和胸懷接納他們，更需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團結、吸引他們。新事物打開了產業藍海的前景，只要引導得當，未來必然給我們帶來更豐富的體驗。（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代文藝批評中心主任 孫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