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外來人口流入大省,浙江名副其實:全省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比為1∶2;11個縣(市、區)、126個鄉鎮(街道)、2322個社區(村)“人口倒掛”。
怎樣對待外來人口,如何處理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的關系,既關乎浙江經濟發展,也關乎社會穩定。
10多年來,浙江決策者們秉承“新、老浙江人都是一家人”這一理念,不斷消弭制度、社會紅利方面的差異,創出了外來人口、本地人口和諧共生、和諧共榮的“浙江樣板”。
制度破冰:填平身份鴻溝,敞開胸懷熱心接納外來人口
作為民營經濟大省,浙江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打工者提供了廣闊的就業空間:2000年,浙江外來務工者達404.2萬;2005年達到1291萬;2011年超過2215萬人……
外來人口的到來大大彌補了浙江勞動力的不足,讓浙江經濟發展盡享人口紅利優勢??梢哉f,浙江騰飛,外來務工者功不可沒。
近些年,外來務工者集聚形式出現了變化:當年的農民工,扛上被褥就出門;而今,40%以上的流動人口屬于家庭式流動。這意味著他們對子女就學、看病就醫等公共服務需求大大提高。人員構成也發生了變化:16到30歲之間的新生代外來務工者占45.5%——這個群體渴望城市生活,維權意識更強,而由他們引發的勞動糾紛案件也在逐年增多……
對這些外來人口是封堵限制,還是敞開胸懷熱心接納?浙江的決策者們選擇了后者。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認為:“為國家轉移剩余勞動力,經濟先發地區責無旁貸?!?/p>
浙江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反哺這些在浙江流下辛勤汗水的“新浙江人”,讓他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2006年,浙江在全國率先出臺《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實施意見》: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健全城鄉統一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提高農民工參保比率,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各級政府也紛紛出臺相應政策,從住房條件、養老保險、子女就學等方面為外來務工者編織了嚴密的權益保障“安全網”。
2009年10月1日,浙江又在全國率先出臺有關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法律法規《浙江省流動人口居住登記條例》,把“實現新老浙江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目標。
浙江由此告別了流動人口管理的暫住證制度,取而代之以居住證制度。
與暫住證以治理為目的不同,居住證以服務為主導,將子女就學、社會保障、衛生防疫、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等各種與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匯聚于一體。
“居住證和暫住證一字之差,卻實現了質的飛躍?!闭憬×鲃尤丝诠芾砗头辙k公室主任阮文廣說,“管理思路的轉變從稱呼上最能體現。最初的稱呼是‘外來民工’,到后來變為‘外來人口’,之后又變為‘流動人口’,到現在叫‘新浙江人’,這說明浙江真的把他們當成了自己人。”
居住證制度打破了二元戶籍制度對外來務工者的限制,讓他們在保有原戶籍權利的同時,能平等地享受同城居民待遇。
“你看,這就是我的居住證?,F在,我和本地人真的沒有差別了!”在嘉興平湖打工的河南籍農民工周國平小心翼翼地向記者展示著他的居住證。他一家三口都成了這里的新居民。“身份的改變,讓我們更安心?!敝車皆捳Z中透著自豪。
目前,浙江全省90個縣市區中,已有88個縣市區出臺了居住證發證申領配套政策。
完善服務:為外來務工者排憂解難,讓他們工作更安心、生活更順心
2009年,當安徽籍農民工劉世榮在杭州街頭為舉目無親發愁時,面向外來務工者的“新市民之家”接待了他,不但為他提供了住所,還介紹他去社區進行免費計算機培訓。很快,他順利地找到了工作。
劉世榮幸運的背后,是日漸完善并覆蓋城鄉的“新浙江人公共服務體系”。近年來,浙江把對新浙江人的服務納入政府的發展規劃中:2011年,74.2%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外來務工者的參保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一倍左右;截至2011年,全省共建居50人以上的企業內部住宿點15243個,50人以上的農民工公寓831個,入住流動人口達261萬……
除了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浙江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大膽探索:在寧波,五險合征的“社保套餐”實現了“可轉移、可銜接”;湖州的農民工住房公積金制已覆蓋全市75%以上的非公企業;在紹興店口鎮,滿足條件的新店口人可獲12萬元購房補助……
“勞資糾紛不用慌,娘舅把咱幫;大事小事咱不愁,娘舅伸援手;工資每月按時發,工人笑哈哈……”這是寧波工會舉行的慶“五一”聯歡晚會上,來自山東單縣的農民工董浩亮即席創作的順口溜。老董說的“娘舅”,指的是當地的工會組織。
職工維權,浙江扎扎實實走在了全國前面:全省已建成覆蓋97%縣(市、區)的“一小時法律援助服務圈”,外來務工人員隨時可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薪酬問題,一直是影響和諧的重要因素,浙江首創“企業協商談增長、行業協商談標準、區域協商談底線”的工資協商模式,近850萬名浙江職工和老板協商定工資。
“若不是職工維權幫扶中心鼎力相助,我的工傷賠償還不知要拖到什么時候?!卑布h上墅鄉田垓村農民劉堅說。2009年7月,劉堅在縣城一家商場做空調維修工。一次室外作業時,他不慎從四樓墜落受傷。近兩個月的住院治療,花去了20多萬元的醫療費,而后續康復治療,仍需大筆費用……
如此巨額的治療費用,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不堪重負。就在劉堅一籌莫展的時候,安吉縣總工會職工維權幫扶中心伸出援手——為劉堅尋求法律援助,并向法院提交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函。最后,在法院和職工維權幫扶中心的調解下,歷時一年多的維權案件終于有了結果:劉堅得到35萬余元的補償。
除了幫助外來農民工維權,浙江還把關懷和服務向更廣闊的領域播撒。位于麗水市的制鞋企業意爾康集團,外來農民工數量占80%,他們最惦記的是留在老家的孩子。為了讓農民工的孩子與父母團聚,每到暑假,意爾康集團便與當地幼兒園合作開辦員工子女度假園,免費接3至10歲的兒童入園學習度假。度假園為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們量身訂做了文化、圖畫、手工、舞蹈、游戲等課程,子女在身邊快樂度暑假,農民工工作起來更安心了。
在政府的倡導下,很多企業以“強化職工生活后勤保障、促進企業勞動關系和諧”為載體,積極改善農民工生產生活條件,穩定農民工隊伍。全省有近3萬家企業改善了職工就餐條件,2萬家企業改善了農民工居住和文體設施條件,近2萬家企業建立了職工互助保障機制,2.5萬家建立了企業工傷救援機制和職工體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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